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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翦,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一点光分草际萤,缲车未了纬车鸣。催科知要先期办,风露饥肠织到明。水碧衫裙透骨鲜,飘摇机杼夜凉边。隔林恐有人闻得,报县来拘土产钱。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县人,有“石湖诗集”。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经公认为经典作品,忽然起了个传说,说宋孝宗原想叫他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穑之艰”,就此作罢,於是他写了这些诗来替自己表白。假如这个传说靠得住,它只证明了宋孝宗没调查过范成大的诗,或者没把他的诗作准,那末再多写些“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也不见得有效。因为“石湖诗集”里很早就有像“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那种“忧稼穑”、“怜老农”的作品,而且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2020送白菜彩金电子网站我乘五板船,将入沌河口。大江风浪起,夜黑不见手。同行子周子,渠胆大如斗;长竿插芦席,船作野马走。不知何所诣,死生付之偶。忽闻人草声,灯火亦稍有。杙船遂登岸,急买野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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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不管道学家是无能力而写不好诗或者是有原则的不写好诗,他们那种迂腐粗糙的诗开了一个特殊风气,影响到许多诗人。有名的像黄庭坚、贺铸、陆游、辛弃疾还有刘克庄本人都写了些“讲义语录之押韵者”,小家像吴锡畴、吴龙翰、陈杰、陈起、宋自适、毛珝、罗与之等等也是这样。就像描摹道学家丑态的周密也免不了写这一类的诗,甚于取个“草窗”的笔名,还是根据周敦颐和程颢等道学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又像朱淑真这样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诗人,也有时候会在诗里做出岸然道貌,放射出浓郁的“头巾气”;有人讲她是朱熹的侄女儿,那句查无实据的历史传说倒也不失为含有真理的文学批评。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翠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全宋词”六百五十二页)。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美国为何能提前知道伊朗误击客机 谁给的情报?2020送白菜彩金电子网站章甫(生卒年不详)字冠之,自号易足居士,鄱阳人,有“自鸣集”。他是陆游的朋友,诗歌受杜甫和苏轼的影响。

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不用说,笺注家纷纷给这种诗吸引。在北宋早有赵次公等五家注的苏诗,南宋到清又陆续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诰的夸大噜囌而绝少新见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清代中叶做了些总结工作;其他像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和张道的“苏亭诗话”卷五都算得规模比较大的增补。最可惜的是陆游没有肯替苏轼的诗集作注,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细论文”没有记录一样,是文学史上的大憾事。陈与义(一○九○~一一三八)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有“简斋集”。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我们看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生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前面所选吕本中和汪藻的几首五律就是例子,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可以说是他后期诗歌的开宗明义:“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他经历了兵荒马乱才明白以前对杜甫还领会不深。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在他以前,这种风格在李商隐学杜甫的时候偶然出现;在他以后,明代的“七子”像李梦阳等专学杜甫这种调门,而意思很空洞,词句也杂凑,几乎像有声无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陈与义的作品。虽然如此,就因为这点类似,那些推崇盛唐诗的明代批评家对“苏门”和江西派不甚许可,而看陈与义倒还觉得顺眼。苏舜钦(一○○八~一○四八)字子美,开封人,有“苏学士文集”。他跟梅尧臣齐名,创作的目标也大致相同。他的观察力虽没有梅尧臣那样细密,情感比较激昂,语言比较畅达,只是修词上也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这是值得提起的一点,虽然这里没有选他那些诗。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近闻河北布衣范仔起义师。曹勋(一○九八~一一七四)字公显,阳翟人,有“松隐文集”。他的诗不算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就是他在绍兴十一至十二年出使金国的诗。那时候的出使比不得北宋的出使了,从交聘的仪节就看得出来。北宋封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著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和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后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厉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内容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遂反衤任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拆说过:“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钜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著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这些使者一路上分明认得是老家里,现在自己倒变成外客,分明认得是一家人,眼睁睁看他们在异族手里讨生活。这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比他出使早十年的洪皓的“鄱阳集”里就还没有这一类的诗。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吟”。他是位理论家,极力反对苏轼黄庭坚以来的诗体和当时流行的江湖派,严格的把盛唐诗和晚唐诗区分,用“禅道”来说诗,排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开了所谓“神韵派”,那就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想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他的“沧浪诗话”在明清两代起了极大的影响,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像诗集一样,有人笺注,甚至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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